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初识毅中兄，是1953年我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上大二的时候。那年我们52级和以人才荟萃著称的51级（分别来自北大、清华、燕京）同住统舱式的六号楼。我从熟悉51级情况的同学处得知，毅中兄是其中的翘楚。无独有偶，我在拜谒中文系教授吴组缃先生时，他也让我就近向毅中兄学习。因此，毅中兄的中国文学史（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）课堂笔记就成为我预习这段文学史的首选（下一年林庚先生讲授这一段）。他的笔记，并不全录讲课内容，但精要切当，看得出是用了心思的。我与毅中兄见面交谈并不多，却明显感到了他为人、求学的厚实。
再见毅中兄，已是1956年的9月，他已被浦江清先生免试录取为首届副博士研究生（四年），与我对门而居。这次给我的突出印象，是他竟带来了一部《四部丛刊》，密密麻麻挤满了一大书架。这在同届研究生中，是独一无二的。我开始意识到他肯定出身于积学有素的书香门第，否则很难得浦、吴二师的青睐。但入学不到一年，就开始了一系列的运动，根本无法静下心来读书治学。毅中兄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并未停止他要交的头一份作业——《宋元话本》。1958年，我和他一起到十三陵水库工地劳动，四个人挤在一小间只铺了稻麦秆的地上，连翻身也困难。同年七月，我们又一起被派往平谷劳动，挤在一条土炕上挨枕而眠。当地习惯，不吃早饭即下地劳动，这对过惯了一日三餐的南方人可是极大的考验。熬了一两天后，我们便学乖，头天晚上弄两个菜团子，第二天劳动时放在地头衣服中。饿得熬不住时，便彼此相约：“到地头去化一化（补充点能量）。”我至今记忆犹新。
1958年11月，我奉命至门头沟劳动。行前见毅中兄正捆扎书籍，收拾行李，我很奇怪。他告我已调中华书局，不继续在北大读研了。这些年来，我已约略得知他的处境，深感他此举的正确（当时中华书局的总经理金灿然是极重人才的领导，搜罗了一大批青年才俊）。果不其然，到中华两年，他就交出了一部十来万字的《宋元话本》的“作业”。其内容扎实厚重的程度，令我们这些只发过四五篇小文章的师弟汗颜。此书出版时，他还请我们在他家撮了一顿，并提出让我写一部《盛唐边塞诗派》，可惜我虽作过一点前期准备，却因调安徽与妻儿团聚而中断。再说，以我当时的学力，也写不出厚实如《宋元话本》的著作。
《宋元话本》出版后，至退休前，毅中兄还陆续有论述发表，但他最为人称道的是，在岗期间一心扑在工作上，绝大部分著作都是退休以后撰写的。2010年他八十大寿时，我应邀参加，会上发言者无不称赞他这种爱岗敬业精神和退休后超人的勤奋。我拜读过他退休后写的论文，每篇均有新意，又都有实实在在的依据，绝无蹈空之弊。至于他提出的“古体小说”和“近体小说”的分类，已为小说学界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赞同。
毅中兄在岗期间，除了主抓一系列超大型项目外，对“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”的擘画也起了重要作用。我和恕诚（编者注，指安徽师范大学教授余恕诚）合撰的《李商隐诗歌集解》初版，就是他任文学编辑室主任时补充收入古籍整理规划的。此书从交稿到出版，只用了五年半，这在20世纪80年代，已经是高速度了。此后《李商隐诗歌集解》由我独力增订，《李商隐文编年校注》《李商隐资料汇编》的出版，也都和毅中兄、璇琮兄（编者注，指中华书局原总编辑傅璇琮）的努力分不开。“李氏三书”若能传之更久，程兄之功实不可没。
我年迈力衰，近事每忘，但2010年毅中兄八十寿辰上的情事却历历在目。数月前张忱石兄来信，提及毅中兄每日绕莲花池公园数周，又见他在《文学遗产》2023年第5期上的论文，心想其身板健实，一如往昔。只是我记错了毅中兄的生日，把三月误记成二月，打电话祝贺，结果接电话的竟是其儿子，谓毅中兄住院已久。我耳背听不清，也不便细问。孰知不久噩耗传来，如雷轰顶。20世纪50年代入学北大的一代巨星，就此沉没。这对我是警示，更是督促。
（作者：刘学锴，系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）
原文转载如下：【光明日报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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